来自赵紫宸本色化神学教育思想的启迪（自总第24期【神学教育专题】）
发布日期：2015-01-21
来自赵紫宸本色化神学教育思想的启迪
胡应强
一、引言
赵紫宸(TC．Chao，或称为Chao Tzu—ch'en)是普世公认的中国基督教著名神学家、诗
人、文学家。其中“本色化神学”思考颇受中外包括神学家在内的学者关注，并因此而被称赞为“向东方心灵诠释基督教信仰的首席学者”、“近代中国一位最具影响力的神学家”。他撰写了《基督教进解》、《保罗传》等多部神学专著；同时亦为诗人和文学家，出版过多部诗作和文学集。他毕生倾注神学教育并为之鞠躬尽瘁。1910年他从著名的教会大学——东吴大学毕业后即留校执教圣经、英文等课程，1914年赴美范德比尔大学攻读神学，并于1917年获神学学士学位返回母校执教宗教学和社会学。在1928--1952年间任职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他长期奋战在神学教育第一线，教授神学课程，期间他的《我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一文和刘廷芳的《一个大学的宗教学院的任务和标准》的讲演被公认为中国神学教育史上的经典文献。[1]迄今为止，相对于海内外、基督教内外研究赵紫宸神学、文学思想与日俱增的成果而论，有关赵紫宸的神学教育思想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国内神学教育界，至今尚未有专文研讨赵紫宸的神学教育思想。这不能不说是研究赵紫宸思想的一大遗憾。本文从—个神学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尝试阐发赵紫宸神学教育思想以及对我们今日办好国内神学教育的启迪，企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亟待更多同道中人对此主题发表金玉之见，让赵紫宸神学教育思想在中国本色化的神学教育实践中发扬光大。
二、注重中国文化与社会实际，构建本色化的神学教育
赵紫宸的神学教育思想源于他对神学的理解和认识，众所周知，他长期孜孜以求将基督
教和中国文化密切结合，构建本色化的相关神学。赵紫宸多年来努力为中国教会谋求神学的出路，并企图针对时代的问题，建设一种相关神学(a theology of relevance)。其目标是要说明基督教能够适应中国人的需要，并且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功用。此相关神学既在社会层面正视时代问题和国家重建，又在个人层面涉及宗教经验和伦理生活，成为贯穿他从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思想主线之—。同时，其神学的另一主线就是突出基督教的生命实践性，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实践的宗教。因为基督教不是出世的宗教，乃是以超世的态度作入世的工作的宗教，乃是以超历史的信仰作历史过程中主动力的宗教。基督教“是基督的生活，这生活是心灵通于上帝，发于人类的生活。若是放弃了—方面，或是上帝的感化，或是人类的共作，基督教就算死了。”[2] 基督教的生命实践性主要体现于它拯救社会的事工上：它应该认清影响时代的发展，应该用其固有的精神和伦理力量，积极参与历史的发展；应该在社会的重建上担负起一个重大职责。因此，作为孕育中国基督敦本色化的神学实验田，中国神学院校要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创建中国神学的使命。“高等神学当以实际宗教生活的试验为目的，因为思想离不开行为，行为也离不开思想。高等神学(院校)与他种学术机关相同，第一要提高学术研究程度，合此不图，简是直就等于自杀；第二要将学术与生活联在一起，使其在社会人心上发生效力。一切教育，在现代，都带着职业的关系。神学更是如此。但高等神学机关绝对不当因为职业的缘故，使学生会动作而不会做彻底的思想。”总之，在赵紫宸看来，基督教若要在中国发扬光大，拯救我们，终不外乎两途：一是生活，一是思想，而生活尤须要有力的思想为中坚。[3]因此，他在担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期间，他不但密切联系中国教会的发展实际，提倡和鼓励该院师生踊跃进行本色化的神学创作，而且他还以身作则，密切结合中国教会的现实文化、社会处境，撰写多部反映其有关中国本色化神学思想的专著，如《基督教进解》、《用爱心建立团契》和《保罗传》等，他更言传身教，—直大力提倡和教导该院师生要用爱心共度团契的生活，将宗教学院建成一个爱心的团契。
与此同时，由于爱之深，因而责之切!正因为赵紫宸发自内心地关爱本色化的神学及其教育圣工，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他批评当时的神学教育和神学生的良苦用心。他语重心长地指出，神学教育和研究应该以教会实施与实现为指归，应该与教会问题、时代问题结合起来。赵紫宸描述当年的神学教育：由于基督教在中国的神学教育本身非常浅陋，在学识方面只求单纯式的灌输，并无自由开展的启发；这样做的结果是既没有学好外来的知识，又对自己的传统一无所知，“故大多数的神学生全不知中国文化的背景，亦全不知西洋学术进展的趋势，其所学习，除传统的思想与规则之外，几乎别无所事。……既所谓高等神学教育，亦不过是外铄的，机械的输入，其它更可不问了。”[4]在上述传统的影响下，有些神学生有将基督宗教信仰从社会现实抽离出来的倾向，表现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心态。对此，赵紫宸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有许多信主的男女学生，至今还不知新思潮是什么；还不知教会有什么使命，教会与中国国民有什么关系；还跳不出局部的范围，而以全国为思想的元素。”[5]在他看来，神学生应该明白此时此地的处境，“但是到现在，生活是世界的生活，思想极复杂，极丰富、若立宗教于其间，……岂能不奠定一思想与科学、哲学、美术、政治一一所谓‘世界文化——一成为活动平衡的根基?’”[6]他进一步谆谆教导，信主的学生，应该共同决定社会服务的程序，使基督论及社会的教训可以真切应用在中国。因此他鼓励神学生应当树立：“人是最尊重，人的价值是绝对的；因此他们的运动，无论巨细，皆须以创造人生幸福，改善社会状况为目标。”[7]换言之，神学生应当力求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总之，赵紫宸的神学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对于基督教神学及其中国本色相关神学的理
解之上，他一直努力建设一种密切结合中国文化，即和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密切相关的本色神学。赵紫宸有关神学教育的相关性和实践性主张，对大陆的神学教育不无启发。时任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委员会主任的苏德慈牧师曾说：“教会存在于多层次的社会中，所以它也是多层次的，因而，要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苏牧师在对如何实行分层次的神学教育进行了条分缕析后还大声疾呼：中国教会“急需培育高层次的专业人才，他们应具备与国际神学界、与国内学术界交流对话的能力，在教会内是神学建设项目的带头人。”[8]不仅如此，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认为：“由于中国教会的教牧、研究、管理及各种人才普遍不足，虽然通过神学院校和出国留学等方式培养了—些教会人才，……但与整个中国教会的发展和所面临的严峻形式相比，我们的各种人才储备仍然处在危机之中，‘庄稼多，工人少’的局面在一些地方有加剧之势。我们应该看到，有的地方之所以教会管理混乱，讲台供应严重不足，后备力量跟不上，有的基督教两会不能按时换届，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人才缺乏不无关系，如果这一状况不改变，基督教就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9]显而易见，如果我们的神学教育严重脱离中国社会和教会的实际处境，那么就有被社会边缘化的危险。中国神学教育发展史从正反两方面都充分证明了赵紫宸神学教育思想的远见卓识。
三、本色化神学教育人才培育的远象与目标
赵紫宸毕生倾力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基督教及其神学，虽然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其
宿愿，但是他极力倡导发展本色化的神学教育和培育中国教会文化领袖人才，以创建本色的神学，他在这—领域的追求和思考无疑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早在东吴大学任教时期，赵紫宸便特别重视中国基督教本色领袖人才的培养，认为这是教会本色运动最根本的前提之—，与此同时也是最艰巨的难题。但是正因为难能可贵，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他首先总结了中国教会在历史上一直神学薄弱的成因是由于基督教素来操纵在西方传教士手中，他们不要中国教牧人员受到和他们相等的高深教育，而在教会里凌驾在他们头上。[10]1948年，赵紫宸在“神学漫谈”—亡发表文章再次强调，中国教会至今仍无自发的神学，首要原因就是西教士实施了错误的宣教方法。没有在中国人中培养神学人才。他还深入分析其时代的中国教会的人才危机，他指出中国教会在许多方面，缺乏中国领袖，而需要最急切的却有两种人，一是本色的牧师，一是本色的著作家。因为教会正闹文字荒，缺乏启迪知识的著作和教训。这并不是说，教会不能培育人才，而是说，教会栽培了许多人才而不能用。教会不曾训练出一种中国人才，即能充分尊重本国文化，充分了解祖国精神遗产的特质，教会已把中国人变成了半性的外国人了。换言之，教会从来不曾想到本色教会这问题，所以从来不曾预备本色教会的领袖人才来应付这个时局。[11]
因此，他以培养本色的教会领袖人才为构建中国基督教及其神学的首要前提，他指出，如果没有中国领袖人才，就没有本色教会，教会就不能经济独立，就不能自治，就不能自传。他认为中国教会人才匮乏问题必须着重教会领袖人才训练或神学教育。因此需有长远和仔细的计划，来进行领袖人才的训练，而当时的神学教育，往往只是应一时之急，自然极不彻底，“从不使训练者满意，……因此，他称这种神学教育为‘救急主义’。”[12]为改善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决不能局限于只培养教会之急用的普通人才，为此他曾大声疾呼：“教会应有一个大规模的全国的计划，应当具体决定在此后—二十年内应用才能超卓的领袖若干人，著作家若干人，布道者和管理会众者若干人，城市工作者若干人。只要把力能创造本色教传授中国领袖的‘量’、‘质’和‘程度’等决定后，就不怕没有人来。只要教会愿意得人，人就会为教会所得。”[13]其远见之处在于，他们能够站在整个中国社会需要的高度提出中国神学教育的多元性，提出了多层次的、教内和教外相衔接的系统化的人才结构。
现今中国基督教会的人才现状，令人堪忧。事实上，中国专业的神学思想理论队伍建设
跟不上，已经成为制约神学思想建设的短期内难以逾越的瓶颈之一。[14]因此，基督教全国“两
会”主席傅先伟长老在“神学教育与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上说，有些同工引用赵紫宸的话论证当时的神学教育是“救急主义”式的，其实我们中国基督教现在的神学教育又何尝不是“救急主义”的呢?因此，他表示要制订适合中国教会发展需要的中长期神学教育规划。[15]
四、百花齐放、特色办校的本色化神学教育路线
赵紫宸先生所描绘的中国神学人才培育的远象和目标是振奋人心的。不仅如此，他对如
何办好中国各个神学院校也颇有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神学思考：发挥神学院校各自的优势，实
行百花齐放、特色办学的神学教育路线，这在他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后不久即阐释的
办学目标得到了具体体现：“在中国目前有若干不同程度的神学院，其中有的为数个宗派合
办，有的为某一宗派独办，但它们均以为多少已有教会的城乡地区训练教牧为宗旨，我们的宗教学院则不同，首先，我们是全国唯—立志于研究院工作并从事宗教神学研究的机构；其次，借助科学和哲学发展趋势及其对本国文化的理解，旨在对基督教更充分的诠释；再次，在未来我们将向其他神学院提供教科书，并为中国基督教思想提供基本文献。”[16]他多次重申一定要将燕京宗教学院建成独具特色的神学研究院，并为之制定了高标准和严要求。具言之，该宗教学院将是“一所真正的研究院，有很高的学术标准来为中国为数甚少的教徒训练教牧；有充分的设施来从事创造性的基督教文字工作和从事基督教原则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的试验；有为城乡福音事工建立和发展试验站的可能性。”[17]不仅如此，赵紫宸从担任燕京宗教学院院长之初，就一心要把它建成中国高等的神学院校，他指出中国的高等神学教育必须符合以下的要求：(一)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历史的眼光和背景，虔诚的心念和动作，来研究基督教本身的经典和历史、神学的制度；(二)高等神学应当让教授学生研究试验，并且创造教会各种典章和制度；(三)在学程中应有各种宗教深刻的比较研究；(四)高等神学机关当有中国人文方面的研究；(五)高等神学应当速速的准备，且速速的去介绍西欧基督教的典籍；(六)高等神学应当研究现代科学化的灵修方法和宣教方法。[18]
赵紫宸先生不只描述子—个令人神往的愿景，他更言出必行，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为实现其上述高等神学教育梦想的试验田，进行勇敢的创新和试验。在他的精心筹划带领下，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入全盛时期，发展成为中国北方、以至整个远东地区第一流的神学研究重镇。具体体现在他本人以身作则，带领师生进行本色化的神学教育、本色化神学、本色化圣诗的构建和创作。早年中国的赞美诗集绝大多数由西方传教士翻译自西方圣诗而来，因此无论是其文化背景、神学观念和曲调等音乐特色都完全西化，绝少体现中国文化和中国音乐的特色。因此，常常饱受批评：格式不像诗歌、文辞不够雅致；并且，由于宗派主义盛行以至于中国信徒一度没有一本统一的赞美诗集，其中一首诗歌的译文也相差甚远。从二十世纪开始，一些中国基督徒开始致力于本色圣诗的创作。应运而生的燕京宗教学院圣乐系更是以本色化的圣诗创作而闻名中外。赵紫宸编、范天祥校的《团契圣歌集》，收入历代教会著名圣歌一百二十四首，其中绝大多数由赵紫宸译词，并恰到好处地运用了中国本色化的体裁：古诗体、绝句法、白话文言文并用和纯白话，因此广受欢迎，多次出版，被称为是中国人编译的“最认真、最负责、而文词又最美致”的赞美诗集。[19]不仅如此，赵紫宸更亲自创作中国本色化的圣诗，并于1931年著作出版的《民众圣歌集》不仅歌词通俗易懂，而且所用曲调也都是中国流行的旧调新唱，配合四声，这在当时中国均属创举，因此受到中国教会，特别是广大农村教会的喜爱。1936年出版的中国圣歌空前大作《普天颂赞》也和燕大宗教学院密不可分，共收圣歌五百—十二首，14％由国人创作，其本色化程度足以和任何美国出版的圣诗集媲美。[20]
赵紫宸先生这种学术研究和教牧培训并重，因校制宜地发挥神学院校优势，“百花齐
放、特色办学”的方针对我们现在办好中国大陆的神学院校极具启发意义。其实早在十年
前，中国著名神学教育家、时任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的陈泽民教授就一再强调：“应该努力支持和帮助兄弟院校，在全国神学院校造成‘百花争艳’的局面。这个‘争’是‘友好的竞赛’(emulation)。我多次谈到应该努力帮助华东和燕京等院校办的更好。……和金陵竞赛，向金陵挑战，这既对金陵有益，对提高全国神学教育的质量更有好处。”[21]正是由于受赵紫宸特色办校的神学教育思想的启发，我们应密切联系中国教会的实际发展动态，紧紧围绕教学和教研成果这个中心，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建立严格的评估机制，以评估结果为院校办学优劣的标准和定位依据，以此带动院校之间的友好竞赛学术研讨交流，进而培育各具特色的优势学科和优势学科基地的发展，直到形成一个各具特长、优势互补、层次分明的中国神学教育新格局。2006年，上海华东神学院根据华东乃至中国教会越来越需要圣乐人才的实际，发挥本院和上海音乐专业师资的优势，创办了中国大陆神学院唯一有正规二年制的圣乐专科，成为颇受华东地区教会乃至中国大陆教会欢迎的特色科目。为了满足中国大陆教会对圣乐人才的需求，更好地为中国教会的发展服务，华东神学院去年申请将圣乐专科扩建为面向全国招生的圣乐专业，前不久已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批同意：中国大陆各省“两会”可以在本院圣乐专业委培圣乐专业人才!笔者进一步建议，我们当以成功扩大办学规模和招生范围为契机，学习赵紫宸先生本色化的神学教育理念，在抓好圣乐教学工作的同时，也要倡导和鼓励圣乐专业的师生齐心协力开展本色化的圣乐创作，以培养中国本色化圣乐人才、创作中国本色化的圣乐作品，促进中国圣乐早日实现本色化。
五、神学教研如何与中国教会发展结合起来
赵紫宸博士曾大声疾呼中国的神学院校要重视学问，“应该做追求宗教信仰的人才教育和研究机关”。神学院校虽然有训练教牧人员的职业功能，“但神学教育机关绝对不能因为职业的缘故，使学生只会动作而不会作彻底的思想。基督教在中国似乎不看重学问。从今以后，这种态度，应当咬定牙关改过来。”[22]如果深入探索上述问题，就不难发现解决它的秘诀就在于妥善处理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和中国教会的关系。他曾如此总结教会与神学的关系“神
学不离教会，教会不离神学，神学家是教会的教友。教会是神学家的心灵准备的场所。有教会然后才有神学”。与此同时，他更主张神学教育与研究又应当“不受其牵制……”。[23]因为从神学教育学原理的角度而言，神学教育和神学研究既需要进行“学术上的自由理论与实验”，所以需要神学学术研究的超然精神，从而能够进行“不受任何牵制的学科上的探讨”。[24]具体来说，就是现代神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要求神学院校有开放和宽容的态度、自由和批评的精神以及各种神学思潮的碰撞。[25]然而，这些均是教会所难以在短时间内理解和接纳的价值观念。因此，他认为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张力关系：教会以其社会化的制度与组织的权威，保持人们生活上的价值；然而神学院校却是以科学的实验，与学术的自由，常常追求发明新的神学思想。不难想象，中国基督教神学院校神学学术研究上被要求服从教育学的基本原理，在信仰上被要求服从教会的传统教义，肩负着所谓双重服从之重轭，神学教研的前瞻性和教会现实之间，不可能不产生——定的张力。显而易见，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和有效处理二者之间的张力，那么也就很难办好中国的神学教育。
赵紫宸时代的远见卓识对我们在二十一世纪办好神学教育仍然有指导作用。苏德慈牧师
亦曾指出：“中国教会从整体上来说，历来不很重视神学，所以，一提及神学就会引起不少人的误会，甚至抵触。”[26]如果我们把中国基督徒数量上的激增看作是中国教会在身量上的茁壮成长，那么与此形哎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基督教在智慧(即中国基督教的生命素质)上的成长却显得相对滞后。这首先表现在基督教神学研究上，尤其是中国神学研究的创新本来应是我们的专业特长．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然而事实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如今和中国学术界、社会科学界在神学研究方面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以至于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海内外神学界、教会界越来越多地和中国学术界联合举行神学研讨交流，和大陆神学院校的神学探讨返而日趋减少，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国内的知识界，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在一定范围内掀起子‘基督教研究热’。教外知识分子对基督教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兴趣。他们发表了—些研究基督教的文章，翻译了不少基督教神学著作。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不少大学还成立了基督教研究所或基督教研究中心。中国教会内部曾经一度时兴一个词汇，叫‘文化基督徒’，用以泛指那些没有正式加入教会，但是因为学术研究的原因对基督敦有好感和兴趣的教外人士。”[27]这一现象对于中国基督教而言，既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与他们对教会所表现出来的兴趣和开放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国教会在与他们进行神学探讨和交流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中国著名神学教育家、金陵协和神学院荣休副院长陈泽民教授亦曾多次多方、语重心长地呼吁中国基督教应当关注中国知识分子和学术界对基督教的开放态度和研究动态。早在1992年4月，他就指出：“在过去十年中，所谓‘文化基督徒’群体的出现值得认真研究。他们是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通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以及其他文化学科和社会学科而被基督教吸引，从而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近年来，他们在学术界的影响—直—上升，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做定量研究，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愿意与体制化教会认同。或者换句话说，教会并没有真正向他们敞开大门，或者吸引他们。他们有可能成为教会在面对现代化挑战中的宝贵财富，但是教会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与意义。”[28]六年之后，他再次强调“近十几年来，中国知识界对宗教研究和神学研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思想开放得多。许多教外朋友们对基督教表示理解和同情，并做出很大的贡献，如翻译和著作出版了很多高质量的基督教神学方面的书。相形之下，教会里搞神学研究的，和教堂里的讲道，却显得落后和保守，使多许知识分子不愿意接触或参加教会。……从教会内部说，如何积极提高自己，解放思想，争取和广大知识分子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是关系到基督教在中国能否打破‘次文化’，和全国人民共同前进的关键。”[29]进一步来说，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神学教育，为教会培养晶学兼优的教牧人才、神学研究等各方面的人才，才能打破基督教现在中国的“次文化”地位，从而取得更广阔的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不由衷钦佩赵紫宸先生的真知灼见：教会和神学院校应有合乎中道
的合作关系：各地教会资助神学院校，庶学者讨论物理，评判事实，而不受限制；神学院校为教会培养人才，并及时为教会提供能引导教会与时俱进的神学理论，如此有助于教会，能使教会适合新环境，适应新潮流。[30]一言以蔽之，神学院校与教会应保持一种互相尊重、合作分工、合乎中道的关系才能取得相辅相成以至相得益彰的最佳双赢效果。只有如此，各个神学院校才能顺利通过专业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使其教学和研究的双重功能得到相互促进、均衡发展。
六、结语
赵紫宸的神学教育思想源于其本色化的神学思想，亦即注重密切联系中国文化、社会处
境，通过融合中国文化实现其本色化、相关性和生命实践性。具言之，包括基督教育应该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神学教育应该本色化的主张，神学教育应该思想、理论与生活实践相结合的观点，其着重本色化的中国教会文化领袖人才的神学教育远象与目标，其“百花齐放、特色办校”的本色化神学教育理念，妥善处理神学教研前瞻性和中国教会实际发展关系的办学方针等，这些神学教育思想既符合当时中国本色神学建设和神学教育的需要，也给我们现在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构建本色化的中国神学和神学教育带来很多启发，我们当深入学习赵紫宸先生勤勉治学、言传身教、为人师表的敬业精神，传承和发扬他献身中国神学建设和神学教育的奉献精神，为早日实现他未竟的祈愿一一通过创建本色化的中国神学教育以建立本色化的中国教会而奋进。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进修生)
参考文献
1、 陈泽民：“中国基督教（新教）面对现代化的挑战”，转引自王艾明主编：《金陵神学志》，2007年第4期，南京：《金陵神学志》编辑室，2007年12月。
2、 陈泽明：“《丁光训文集》前言”，参丁光训：《丁光训文集》，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1999年第2次印刷。
3、 陈泽民：“在欢送嗣保平同工宴会席上的讲话”，载陈泽民、王维藩主编：《金陵神学志》，总第36期，南京：《金陵神学志》编辑室，1998年9月。
4、 范天祥：“中国统一的圣诗集”，国际宣教评论，V35，1946年。
5、 季剑虹：“全面建设神学院 校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载《天风》2007年11月上半月刊。：
6、 苏德慈：“重视神学建设，加快人才培养”，载陈泽民、汪维藩主编：《金陵神学志》1999年第2期总第39期，南京：《金陵神学志》编辑室，1999年。
7、 王神荫：“神学家诗人赵紫宸”，《金陵神学志》(复)第8期，1988年4月。
8、 徐以骅： “赵紫宸演讲、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参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
9、 徐以骅：“刘廷芳、赵紫宸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 参王晓朝主编： 《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皈社，2005年7月—版。
10、 [美国)余国良： “一位与时俱进思维创新的教会领袖”，载王艾明主编：《金陵神学志》2005年第三期总第64期，南京：《金陵神学志》编辑室，2005年。
11、 赵紫宸：“知识界的领袖与一般公民的训练”，载《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2卷第4期，1926年12月。
12、 赵紫宸： “现代信仰学说的实践— 一条窄而且长的路”，载《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3期，1934年5月。
13、 赵紫宸： “中国教会前途的一大问题”，载《生命月刊》，第2卷第8册，1922年4月。
14、 赵紫宸致威尔逊函，1928年9月14口，北大档案馆卷YJ28013。
15、 赵紫宸致司徒雷登函，1930年5月11日，联董会档卷164。
16、 赵紫宸：“我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参《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7期，1934年12月。
17、 赵紫宸： “本色教会的商榷”，参《青年进步》第76册，1924年10月。
18、 郑天嘉笔录： “拯救、灵魂和改革社会的领袖”，载《神学志》第7卷第3号，1921年10月。
19、 “中国基督教三白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天风》2008／2下半月刊。
[1] 徐以骅：“刘廷芳、赵紫宸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参王晓朝主编：《赵紫宸先生纪念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来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第68页。
[2]赵紫宸：“现代信仰学说的实践一一——条窄而且长的路”，载《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3期，1934年5月，第108页。
[3]赵紫宸：“我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参《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7期，1934年12月，第343页。
[4] 同上，第349页。
[5]赵紫宸：“中国教会前途的一大问题”，载《生命月刊》，第2卷第8册，1922年4月，第10 -11页。
[6]同上，第6页
[7]赵紫宸：“我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真理与生命》VIII，1934年12月，第349页。
[8]苏德慈：“重视神学建设，加快人才培育”，载陈泽民、汪维藩主编：《金陵神学志》1999年第2期总第39期， 南京：《金陵神学志》编辑室，第7页。
[9]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七届、中国基督教协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载《天风》2008／2下半月刊，第5页。
[10]徐以骅：“赵紫宸演讲、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盛衰”，参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76页。
[11]赵紫宸：“本色教会的商榷”，参《青年进步》第76册，1924年10月，第10-11页。
[12]郑天嘉笔录：“拯救、灵魂和改革社会的领袖”，载《神学志》第7卷第3号，1921年10月，第14页。
[13]赵紫宸：“中国教会前途的一大问题”，载《生命》第2卷第8期，1922年4月，第8—9页。
[14] 季剑虹：“全面建设神学院校 努力构建和谐社会”，载《天风》2007年11月上半月刊，第20页。
[15]傅先伟：“神学教育与神学思想建设研讨会闭幕讲话”，基督敦全国两会：《神学教育与神学思想建设论
文集》。
[16] 赵紫宸致威尔逊函，1928年9月14日，北大档案馆卷YJ28013。
[17] 赵紫宸致司徒雷登函，1930年5月11日，联董会档卷164，第431页。
[18]赵紫宸：“我对中国高等神学教育的梦想”，参《真理与生命》第8卷第7期，1934年12月，第343 -353页。
[19]王神荫：“神学家诗人赵紫宸”，《金陵神学志》(复)第8期，1988年4月，第49—58页。
[20] 范天祥：“中国统一的圣诗集”，国际宣教评论，V3
